对于蒙古人来说，以大量战车组成防御墙，以防御墙抵御骑兵冲击的战术并不新鲜。
嘉靖二十五年，曾铣任山西三边总制，为了光复被蒙古人占领的河套，提出打一场决战解除套患，并设计出着名的《曾铣拟逐套虏阵图》。
阵图共有八副，从立营到收兵无所不包，描述得非常详尽。
当时明军将单轮战车改为双轮，还用楠木、桦木、榆木等耐用木材取代较为松垮的松木、柳木。
此外，明军还给战车画上老虎、野熊等猛兽来吓唬敌军的战马，以长矛来抵御重甲骑兵反复冲击。
当时，名将俞大猷的大同车营部队包括战车百余辆，步骑五千余人，于安根堡与数万蒙古军交战。明军大胜，追逐蒙军数百里。
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时，车营战术达到了巅峰。
万历元年，蒙古骑兵入寇，蓟镇车营大显神威，连败蒙古军，连酋长董狐狸也被生擒。
可以说，蒙古人在那几十年吃尽了车营战术的苦头。
在努尔哈赤时代，面对明军的车营战术，后金军大多使用盾车破解。
盾车前方的盾牌由厚木板包覆牛皮、铁皮复合而成，“小砖石击之不动，大砖石击之滚下，柴火掷之不焚”，具有较强的防御力。
清军依靠盾车抵挡第一轮火力后，再用重装步兵硬冲开防线，之后填平壕沟，最后才用骑兵对溃兵进行收割。
可在长达一个月的对峙中，罗科铎发现盾车战术对北伐军根本不奏效。
首先，北伐军的火炮非常多，行动迟缓的盾车无疑是十二磅野战炮最好的靶子。盾车往往还没靠近明军的防线，就被实心炮弹打得七零八落。
其次，北伐军车营战术更进一步，将双轮木制战车改为四轮大铁车，使得防线更加沉重坚固。
至于架在战车上的长矛，则以环状的便携式铁丝网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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