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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肉灿跟同乡们常年走街窜巷卖猪肉，是个性子外向的人，大家又都是年轻人，韩春雷很快就和他聊到了一块儿去。
听猪肉灿讲，他是三年前和他姐郑保红来的深圳，当然那会儿的深圳还没设市，没有深圳这个叫法，当时叫宝安县。他们姐弟俩来深圳最初的原因，是寻找他姐夫，郑保红的丈夫苏大河。
他姐夫苏大河比他俩早来宝安四年，也就是七年前，一九七二年。
据猪肉灿说，他姐夫苏大河原是湖北省城的，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支援农村建设插队到了他们村，分到了他和他姐这个生产队。后来苏大河跟他姐郑保红好上了。在当时，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村青年结合，那可是大事，据他讲，还是他们公社的书记亲自来给他姐和苏大河主持婚礼的。尽管生活条件艰苦，生活也很朴素，但在当时却是在十里八乡轰动一时。
不过结婚没多久，动荡的浩劫席卷到了他们村，他姐夫苏大河和其他几个省城来的知青也被批斗被打倒关进了牛棚。尤其是他姐夫苏大河，还是这帮省城知青的主心骨，曾在喝醉酒的情况下，严重批判过“4人帮”这些年倒行逆施的行径，后来被相互检举出来。所以他姐夫苏大河被斗得最狠，简直就是三天公社一小斗，五天拉到县城一大斗，连累了妻子郑保红不说，捎带脚的，把郑保灿谈的一门对象都给搅黄了。
这把当时二十出头的猪肉灿气得够呛，差点没跟他姐夫苏大河划清界限。郑保红这个当妻子真是没得说，在这动荡岁月不离不弃不说，更是屡次在批斗大会上冲上台区保护自己的丈夫，无论小将们怎么劝说，她始终和丈夫一条心，永不划清界限。
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折磨的苏大河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趁夜逃跑。
他再也不想忍受折磨和摧残，再也不想连累妻子和妻弟。
当晚他就把这个决定和郑保红说了。作为妻子的郑保红没有反对，而是默默替丈夫收拾了几件衣服和一点点全国粮票。她虽然没有太多的文化，但是她也预感得到，在这样批斗下去，丈夫可能会忍受不住，做出她不敢想象的事情来。
趁夜送苏大河偷跑出村口时，苏大河紧抱着郑保红，让她等她两年，如果浩劫过去了，他就回来和她团聚，如果两年后他没音讯全无，那就改嫁，嫁个贫下中农吧。
苏大河的出逃，对于郑家村来说是个大事，但是对于他们县城革委会而言，这算不上个啥大事，每年逃走的三反分子、走~资派、修正主义分子、资产阶级分子多了去，也不差他苏大河一个人。
过了两年，苏大河没有回来。不过郑保红也没改嫁。
又等了两年，这一年，动荡的浩劫结束了。郑保红还是没有等到苏大河的音讯。村里人纷纷劝郑保红改嫁，可郑保红却做了一个决定，离开郑家村，去寻找丈夫。
她不懂啥爱不爱的，她就知道嫁了苏大河就是他的人，她和苏大河从结婚到现在，都没见过省城的公婆一面呢。她要找到苏大河，她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她回想起苏大河临行前跟她提过的行程，去广东，到宝安县，投奔他表姑夫。他还偷偷把表姑夫家的地址给了郑保红，说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来这个地址联系他。
做出了决定，郑保红就收拾了东西，兑换了点全国粮票，锁好了门窗，南下寻找丈夫。郑保灿虽然心里还忌恨姐夫苏大河，但更放心不下姐姐一个人南下，于是跟着姐姐到了宝安。
姐弟俩按着苏大河留下的地址，找到了宝安县，找到了苏大河的表姑夫家，跟湖贝村是一个公社。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，苏大河表姑夫一家人早在八年前就逃港了，而苏大河是四年前离开湖北郑家村的，这么说来苏大河即便到了宝安县，他姑父一家也是人去楼空。
那苏大河去了哪里呢？
会不会压根儿就没往南方走？
郑保红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念头，他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骗自己的。她只能像个疯子一样的，带着郑保灿在宝安县满世界打听苏大河，后来遇到了几个湖北老乡，说他们也是四年前来的宝安，依着郑保红的描述，的确是见过这么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小老乡，说话文质彬彬的，可能就是苏大河。但是他们也说后来就没见着了，这个小老乡可能也是那年跟着人潮逃港了。
要知道他们说的四年前，也就是一九七二年，是宝安县历史上逃港潮规模最大的一年。香港和宝安山水相连数百里的海岸线上，数万人铤而走险，罔顾性命，泅渡蹈海逃往香港。淹死者、溺死者、冻死者不计其数。
数次的大规模逃港风潮，也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决策之一——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做了血淋淋的铺陈。
正所谓凡事都有因，所有重大而又伟大的决策，必定是经过血与火的锤炼和考验。
同乡们的话让郑保红终于听到了一丝丝希望的消息，但他们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真的逃港，当然也不敢确定苏大河是否逃港成功，有没有淹死或冻死在茫茫的海里。
郑保红也不敢确定丈夫是否真的逃往了香港，也许丈夫还留在宝安县一带，在某个乡下犄角旮旯的地方隐姓埋名呢？
但是有一点郑保红坚信，苏大河还活着，她要等他，就在宝安县等他。
这么一等，又是三年。
这三年里，她带着弟弟郑保灿打过短工，干过黑活，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了力气不输糙汉子的“湖贝村红姐”。如今这个杀猪卖肉的生意，是他们姐弟跟其他几个湖北老乡合伙干得，年初宝安设市改名深圳后，很多以前明令禁止的，不让干的事儿，现在都慢慢开禁了，这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还是被国营肉联厂的人举报，但明显抓得不是特别严了，甚至有默许的意思。
所以从年初下来，他们这个杀猪卖肉的湖北老乡小团伙，营生还是不错的。久而久之，郑保红这个“红姐”的名头，在湖贝村一带也响亮了起来，都知道有位湖北的女汉子杀得一手好猪，所以偶尔周围几个村子里要杀猪什么的，都会来湖贝村找郑保红。有这么一位租客租在自己家，阿雄和他妈妈还是特别欢迎的。
所以有时候，他们姐弟俩拿猪下水来抵房租，他们都无所谓。再说了，郑保红做事儿敞亮，每次拿猪下水抵房租，不是多给了一副猪肝就是多给了半幅猪肺，怎么着都亏不着阿雄他们家。
……
……
猪肉灿讲着他姐夫和他姐姐的故事，韩春雷听得津津有味，这要放到以后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。
对于苏大河的遭遇和命运，韩春雷心中五味杂陈，这在重生以前，他只是偶尔在一些回忆录上能看到，感觉倒也平常，无非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命运。毕竟字面上的感触永不比亲耳倾听，而且当年那场浩劫里，这样遭遇的人，苏大河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唯一的一个。
但是现在现场亲耳听着，却是另一番滋味，从苏大河的命运，到自己在后世悠哉悠哉地翘脚死宅打游戏，这个国家是经历了多么伟大的变革，才有自己那代人幸福安逸的盛世啊。
如果再遇苏大河，韩春雷也许会说，未来之盛世，如你所愿。
对于郑保红，对这个红姐，无论是千里寻夫，还是杀猪能手，韩春雷都由衷地竖起拇指称赞道，“阿灿，红姐真是一位奇女子！”
“那当然，”猪肉灿讲得口干舌燥，咕咚咕咚喝完了阿雄妈妈泡的凉茶，说道，“要不是嫁了我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姐在我们那儿也是这个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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